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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4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清朝禁军司令、曾经的大清贝勒——爱新觉罗·载涛。

席间毛主席还开玩笑说其长得不像是大将军，倒像是弼马温，言罢两人都哈哈大笑。

新中国成立后载涛被委以培育战马的工作，干下了一番不小的成就，可不就是合格的“弼马温”嘛！

两人的会面代表着一场新旧时代的历史交替和融合，载涛能从末代贝勒成长为新中国公民，期间数十载的风雨变迁也足够荡气回肠。

乱世“不倒翁”

载涛生于1887年，是醇亲王的第七子，溥仪的亲叔叔。

若是生在大清盛世，像他这样的天潢贵胄定然能富贵享乐一生，但一句清末乱世就足以将他拖进时代的“大洪流”之中。

载涛年幼丧父，由母亲刘佳氏带大，十一岁那年没有任何先兆就被慈禧太后过继给了惠亲王奕谟当儿子。

惠亲王夫妇没有孩子，所以待载涛十分宠爱。

然而好景不长，惠亲王爱诗词作画，被查出借诗作讽刺慈禧太后，慈禧大怒，没有正面处罚惠亲王，却将载涛过继给了钟郡王奕詥为嗣。

这对没有孩子、将载涛视为亲生的惠亲王夫妇而言，可谓是致命的惩罚。

没多久夫妇两人便抑郁成疾，相继病逝，年仅十六岁的载涛再次历经了“丧父之痛”。

虽说后来的钟郡王对载涛也不错，但两次过继都事发突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的成长心性，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

所以年轻时的载涛和寻常八旗子弟没什么不同，吃喝玩乐，尤其爱“马”如命。

满人贵族本就推崇骑射，载涛其他方面可能不突出，但骑术绝对是皇室成员中数一数二的。

而且养马也很有一手，无论什么马种，只要他打眼一看就能分辨出好坏品级来，故而一直被戏称为“大清第一伯乐”。

1908年，年仅三岁的溥仪登基称帝，载涛也随之加官进爵，荣升为军咨大臣和禁军训练大臣，开始手握实权，迎来了仕途生涯的巅峰时期。

两年后奉命前往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实地考察，协助清政府进行工业和政治改革。

彼时载涛在国内练兵，意图建立一支高战斗力的护卫队。

经过两年的紧张训练，国家禁卫队正式编练成军，有马炮队、机关炮、军乐队和警察，全军加起来共一万两千余人，阅兵仪式上还请了载沣校阅。

当日战旗飘飘、军号震天，场面十分盛大，就连载涛本人也是身着战袍，威风凛凛。

可这场盛大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皇家护卫队，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困局和颓势。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场由皇室子弟组织的军事游戏，就如过家家般宣告结束了。

面对士气高昂的革命军，清政府的当权者们都乱了阵脚，隆裕太后和大臣们商议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

大家各执一词，没有定论，隆裕太后只能问“带兵多年”的载涛是何对策，他慌忙跪地磕头，说：

“奴才带过兵，却没打过仗。”

连手握军权、领兵数年的贝勒爷都不敢应战，没有决策，清政府的灭亡可想而知。

大清亡了，载涛自觉地让出了军事大权，因为胆小怕事只能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毕竟有《清室优待条件》护身，他依旧能回贝勒府继续做他的富贵闲人。

起初日子并没有很艰难，虽说没了皇室身份和官职，但每个月还能领到八百大洋的补贴薪水。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高薪”，比前清很多大臣的月工资还要高，载涛一家人依旧能保持原本的生活水准。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连溥仪这个皇帝都被赶出了皇宫，对皇室成员的优待合约自然成了一张废纸。

载涛被切断了经济来源，只能坐吃山空，眼瞅着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因为开支众多，无力支撑，最后干脆把贝勒府卖了，带着一家老小搬去了宽街山老胡同居住。

载涛享受滋润了半辈子，人至中年却开始操心起了生计之事。

听说胡同里有人收破衣服，他就将家中不常穿的衣物挑选出来变卖掉，可换来的钱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就花完了。

后来载涛干脆自己摆摊卖废品，每天天不亮就在胡同口占好位置，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刚开始时周围的小贩总是拿他取笑，说如今的涛贝勒爷居然也沦落到卖破烂养家糊口了，载涛听了并不生气，总是一笑置之。

时间久了，随着了解的深入大家对他从之前的嘲讽变成了同情和敬佩，改称他为“七爷”。

载涛一家人算是融入了底层百姓的生活，和附近的小贩住户们打成了一片。

其实抛开载涛的立场和身份不谈，这份豁达和乐观属实难得。

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政权更迭和变迁中一直“苟”到了最后，成了乱世“不倒翁”。

誓死不做汉奸

载涛虽然政治头脑和手腕都不多，但身为皇室子弟的骨气还是有的，不做汉奸算是他最后的底线。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因为载涛的“皇叔”身份十分有代表性，故而各界势力轮番请他“出山”，但都被他拒绝了。

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困顿他也不曾向任何人低头过，也算是享得了富贵，受得了清贫。

1932年，日本侵略者扶持溥仪做傀儡皇帝，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政权。

载涛得知后气得连夜给侄子打电报，怒斥他这种卖国投敌行为，还让哥哥载沣从中间传话，不要做日本人的傀儡！

溥仪置若罔闻，和日本人越走越近，导致叔侄关系直接破裂。

期间很多满清遗民都被拉拢过去替日本人做事，载涛却始终待在他的小破胡同里，拒绝了满洲帝国的授官。

溥仪再次“登基”后，为了符合大义名分在日军的怂恿下回遵化扫墓祭祖，强令当地的百姓们对溥仪行皇帝大礼。

载涛带头拒绝，说自己是民国人，清朝的事不必再提！还挨家挨户的动员大家不要畏惧强权，丢了民族气节。

1933年，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就是后来被执行绞刑的二战甲级战犯，他看中载涛的身份，试图煽动其去东北任职，许诺了各种高官厚禄。

可载涛始终不为所动，土肥原贤二恼羞成怒，险些要拔枪杀了他。

一贯以胆小怕事闻名的载涛难得硬气了一回，枪对着脑袋都敢说：

“我身体不好，断然无法遵命。”

土肥原贤二顾及载涛的身份，到底没敢杀他，最后只得悻悻离去。

正因为载涛这份气节，抗战全面胜利后，当时的抗日将领孙连仲亲自设宴邀请他，席间夸赞他分得清大是大非，不与敌为友。

虽然载涛是清朝遗老，但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也很快就从贵族转向“平民化”，摆摊卖废品都不觉得丢人，接受新思想也比其他人快。

周总理特意邀请载涛出席政协会议，热情地接见了他，说道：

“如今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您就是满族同胞的重要代表，希望大家以后一起为新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载涛被周总理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对这个新生的政权和国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新中国公民

载涛自认是新中国的“公民”了，要为国家做些什么，他想到了自己擅长养马，就连夜草拟了一份改良军马马种议案。

议案辗转到了周总理和毛主席手中，得到了一致好评，中央干脆将他任命为马政局顾问，专门负责全军的军马驯养、培育、选择工作。

这对爱马懂马的载涛而言，可算是最合适的安排了，他接手工作后积极履职，年过花甲还奔波在视察和指导工作的第一线。

抗美援朝初期，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输送两万五千匹战马。

为了完成任务载涛前后奔走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多地，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了大规模的跨国军马运输，为当时的战局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毛主席后来接见载涛的时候，都开玩笑说他不像是前清的大将军，更像是弼马温。

载涛也开玩笑道，说自己就是弼马温，而且感到很光荣！

他感恩新中国，新中国也同样没有“忘记”他。

据载涛的儿子回忆，当时马政局的上级送给载涛一辆菲利浦自行车，他十分喜爱，给自行车取名叫“宝马”，每天上下班都要骑着这辆自行车。

还有一次，载涛家中的房顶塌了，毛主席听说后，专门命人给他送去了两千块钱的修缮费，载涛再次感动得热泪盈眶。

载涛积极追求进步，还不忘记鼓励带动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人改造进步。

1950年，他接受了一项特殊而重要的“政治任务”，潜逃在外的溥仪被遣送回国，关押在抚顺管理所接受改造。

局势稳定后中央秉持着宽大处理的包容心态，想要给溥仪重新改造的机会，便允许他和家人通信。

时隔数十年，载涛和溥仪这对叔侄再次取得了联系。

毛主席还格外批准载涛前去探望溥仪，就是希望溥仪能够在家人的劝导下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改过。

载涛明白中央的苦心和好意，接下了这桩“任务”，等溥仪在管理所见到这位久违的“七叔”时，当场激动得声泪俱下。

在载涛一番思想教育工作之后，溥仪态度越发端正，终于在1959年被特赦，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溥仪被释放后，一直和爱新觉罗家族的亲人们来往亲密。

周总理很关心他们家族的情况，经常循循善诱，说溥仪刚有进步，希望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一个家族里后进的向先进的学习，先进的也要把帮助后进的当作分内之事。

载涛听了周总理的话，隔日就将溥仪邀请回家中做客，向他介绍自己的孙子孙女们。

看着围在园子里的孩童们都戴着鲜亮的红领巾，溥仪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和生活激情，当天拍摄的大合照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明媚的笑容。

对侄子是如此教育，对儿孙更是如此。

载涛儿女众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明立场、避免争议就改姓为“金”。

儿子金从政在回忆录里讲过，父亲厌恶吃祖宗饭、没本事养活自己还一身臭毛病的八旗子弟，所以从小就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家中有训言：

“不养少爷小姐，四肢得动起来。”

载涛的后半生一直将“平淡天真”当作座右铭，他也是如此坚守的。

若非这份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的心智，他很难度过人生的起起伏伏，得到最后的善终。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去世。

周总理亲自批准其骨灰可以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还叮嘱有关部门一定要照顾好载涛的家属们，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没有错。

结语

载涛三岁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十五岁晋升为多罗贝勒，十七岁入陆军贵胄学堂接受军事教育。

前期的人生履历虽然丰富，却没有突出的表现和实在的功绩，甚至连战场都没上过，就已经身居高位。

他看似圆满的履历背后，也并非全然顺风顺水，甚至可以说很不太平。

从少年享尽天下富贵，到中年饱受颠沛流离生活之苦，最后才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新的归宿，枯木逢春再获新生。

他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新中国成立后当平头百姓也乐得自在，保全一大家子人全身而退，很难说不是一种大智慧。

就像毛主席说的：

“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路，在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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